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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与遵义会议的历史性转折

    201610月,是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宣告长征胜利结束的80周年。长征是中国和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壮举,是值得后世永远铭记和纪念的。长征所体现的艰苦卓绝、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贯穿始终的“革命理想高于天” 和高度自觉的革命纪律,是党和人民军队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激励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力量源泉,是值得后世永远弘扬的。毫无疑义,红军长征与遵义会议的召开是党的历史上从失败走向胜利、从幼年走向成熟的伟大转折。

    红军长征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经历的又一次失败之后,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这是一次凤凰涅、浴火再生的最严峻的考验。这场史无前例的长征,有力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具有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争取胜利的内在力量。这就是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这种崇高的社会价值追求化为强大的精神力量和自觉的纪律,使这支钢铁队伍在内外交困、强敌围追堵截的情况下,摧不垮、打不散,反而在难以想象的磨难中发展壮大起来。

    大革命失败后,党在挽救中国革命的艰苦斗争中,先后在农村建立了若干革命根据地,逐步形成了星火燎原之势。从193011月到19319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三次粉碎了蒋介石的 军事“围剿”,这时中央苏区连成一片,包括21个县、5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人口达到250万,其他根据地也有了重大的发展,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就在这时,19311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占据了中央的统治地位,实行冒险主义策略。虽然它对农村根据地的政策和领导产生了不良影响,但在一段时间里还主要危害党在城市的工作,所以中央根据地在19331月还继续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随后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是盲动的政策使临时中央无法在上海继续存身,1933年春迁到中央苏区,直接控制了中央苏区的领导,特别是完全排斥了毛泽东对军事的指挥作用;二是共产国际派出的军事顾问李德于同年10月来到中央苏区,负总责的博古不懂军事,把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不懂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洋顾问,一场灾难终于降临到中央苏区和其他革命根据地。

    19339月,蒋介石以更大规模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虽然其势汹汹,但这时红军力量也有了新的发展,并积累了四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如果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打破敌人的“围剿”仍是可能的。但博古、李德完全抛弃毛泽东一套行之有效、克敌制胜的红军作战方法,采取分散兵力打阵地战,即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单纯防御方针,以自己的劣势对付敌人的强势,结果失地折兵,损失惨重。“左”倾领导一再拒绝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使红军陷于极端被动的地位。这种情形,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所回顾的:“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两个月之后,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到打了一年之久的时候,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这次战略转移是仓猝的,红军损失惨重。突破敌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这时红军面临的险境,还不仅因为蒋介石调动一切兵力进行围追阻截,企图彻底消灭革命力量;更重要的是“左”倾中央已进退失据,拿不出正确的主张。因为红军突围的目的是要找到新的立足点,建立新的根据地;而博古、李德能够提出的唯一方向,就是到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合,这是蒋介石最容易判定并作了严密部署的一个死穴。红军处在生死存亡的万分危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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